汪凱:為什么謠言總是比真相跑得快?很多人想問
日常生活中我們經(jīng)常會聽到各種各樣的坊間流言。然而很少人去求證這些流言的真實性,久而久之就變成了真事。在這里,小編必須提醒大家,凡事不能片面的聽取別人所說,一定要確實有了官方證實才能相信。
謠言傳播
為什么我們會對一些謠言特別是食品健康的謠言感到恐慌呢?原來除了對科學知識的不了解,還有文化的影響,對身份的認知這些因素。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副教授汪凱跟大家分享科學謠言及其社會傳播的故事。
汪凱演講視頻:
以下為汪凱演講實錄:
大家好,我是社會科學研究者。我關(guān)注的是,謠言在社會傳播過程中間是如何產(chǎn)生的。
去年這個時候,《Science》雜志發(fā)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在社交媒體上,謠言比真消息要傳播得更快、更廣、更深 。
這其實是挺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話題。如果要給出一個簡單粗暴的解釋的話,在我看來,其實就是:謠言在很多時候,更容易跟人性的某些弱點相結(jié)合。
今天我不用數(shù)據(jù),而是跟大家講三個我親歷的、跟科學謠言有關(guān)的故事。
第一個是:念博士期間,我看到一則新聞,叫《荷蘭科學家提出駭人假設 太陽六年后會爆炸?》。今天,可能大部分人會對這種新聞不屑一顧。畢竟這么大一個事兒,社交媒體上一定會有大批的科學家出來反駁——但2003年,我們還沒有社交媒體。
這則新聞最厲害的地方,在于做得有鼻子有眼:它有科學家,而且是不同消息來源的科學家;甚至還有我們媒體人經(jīng)常講的“多元消息來源”,能互相印證;還專門配了一幅圖片,叫“俄羅斯科學家正在用天文望遠鏡觀察太陽的活動情況”,看起來非??孔V。而且《環(huán)球時報》是把它登在科學版上。
我當時正在為寫博士論文而焦慮??吹竭@個消息后,既感到恐慌、又感到一絲放心——也許我就不用寫了。當然后來,我還是本著一個傳播學學生的求實精神去追索了消息的來源:我換了一些英文關(guān)鍵詞搜索,又給我以前在美國學天文的一個朋友發(fā)了電子郵件。
最后證明,它就是編造的。始作俑者是美國的一份小報,它特別擅長編造“科學假新聞”。其實美國很多媒體都知道這份小報,但是《環(huán)球時報》不知道,就把它轉(zhuǎn)到了科學版。我后來又看了一下雅虎,雅虎把它轉(zhuǎn)在了娛樂版上。
這個消息,聽起來可能很可笑。但是問題在哪里?
我們可以注意到, 科學謠言、偽科學、或者是科學假新聞 ——我在這里沒有仔細地區(qū)分這三個概念——它們雖然有點不一樣,但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 盜用科學的修辭,冒充科學的權(quán)威 。
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接受的僅僅是零碎的科學知識,僅僅是把科學當成一種有力量的權(quán)威而加以接受的話,那么很多時候,偽科學同樣可以盜用科學的修辭去塑造這種權(quán)威。
上圖就是高仿版科學報道的文本,使用了一系列“超新星”等等看起來非常科學的詞匯。
第二個例子,跟黑洞的圖片有關(guān)。事實上,幾年之前有一個關(guān)于黑洞的假新聞——其實不能講是假新聞,而是一個在傳播過程中不斷讓人感到震驚和充滿戲劇性的謠言。
其實最早,新聞來源于NASA發(fā)布的一個通知。開頭的時候,它沒有說究竟發(fā)現(xiàn)了什么,只是說將要發(fā)布一個“令人驚訝的消息”,或者說“令科學家感到驚訝的消息”。這個消息在社交媒體、大眾媒體之間不斷傳播后,就逐步演變成了我們看到的版本,叫“NASA將發(fā)布足以令全人類震驚的消息”。
事實上,NASA發(fā)布的這個消息是什么?是科學家第一次發(fā)現(xiàn)了一個由人類親眼看著長大、成長了31年的黑洞。而且這個黑洞,距離人類、距離地球很近,只有5000萬光年。
大家一定不會覺得這個消息有什么神奇的地方。所以這里面也涉及到,科學家和普通人對科學發(fā)現(xiàn)的評價是持有不同的標準的。我們普通人更關(guān)注的,其實是科學發(fā)現(xiàn)中那些新奇的、有人情味的研究;甚至是負面的、造成恐懼的那些部分。
所以,這則新聞之所以被傳播成 “足以令全人類震驚的消息”,從我們做新聞生產(chǎn)的人來看,是因為它具備了成為一個爆炸性新聞所有“新聞價值”的要素:比如說負面性,與NASA發(fā)布的顯著相關(guān)性,新奇性等等。
媒體人很多時候會使用一些經(jīng)驗性的話語,來概括非常具有傳播效應的新聞。經(jīng)常有這樣的一些話,比如“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我們報道飛機失事,但我們不報道沒有失事的飛機”,還有“壞消息是好新聞(Bad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 社會傳播過程中,“真”其實不是人們傳播信息的唯一標準 。甚至在我看來,它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標準——人們不會僅僅因為“真”而去傳播一個東西。但“新聞價值”,其實也不僅僅是新聞行業(yè)的經(jīng)營標準——很多時候,它也是普羅大眾在信息交流中間的人性標準。
下面,大家可以做個小測試:這三位科學家,各位認識誰?
先說中間這位,大家可能都認識,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因為他太具有特征性了。左邊那位,大家認識嗎?納什(John Nash),只有少數(shù)人會知道。如果我提到《美麗心靈》那部電影的話,也許很多人能回想起來:博弈論里“納什均衡”的提出者,也是諾貝爾獎獲得者。
最右邊這位,我不知道哪些朋友可能會認識。這位叫愛德華·威滕(Edward Witten),他是一位物理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數(shù)學家,是數(shù)學“菲爾茲獎”的獲得者。
我查了一些資料,他是當今最有影響力的物理學家(用評價學者科學成果影響力的H因子來講,他在當今物理學家中間是最高的),也被稱為當代“弦理論”的領軍人物。
有一年,他們一起來中國參加“國際數(shù)學家大會”。但是媒體上大家能看到的、經(jīng)常提及名的,最主要是霍金,偶爾也有納什,不會有多少媒體會提到愛德華·威滕。
為什么,難道他不重要嗎?
不,他同樣重要。
問題在哪兒?他太正常了。他沒有那些可以被媒體抓住、作為吸引眼球的人性化的東西。當然我這里不是說媒體不該傳播納什或者是霍金,只是說, 媒體跟“科學共同體”判斷科學的標準,很多時候是不一樣的。而這種標準的差異,會導致科學發(fā)現(xiàn)、科學成果,在社會傳播的過程中間被誤解 。
第三個謠言,就是我參與的跟轉(zhuǎn)基因科普有關(guān)的一個研究項目。我看到社交媒體中間,有很多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的新聞——或者說不能講新聞,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的信息。它謠言的程度,讓人匪夷所思。
比如說,“轉(zhuǎn)基因食物是某些西方國家制造出來,讓中國人‘亡國滅種’的武器”,這個謠言挺有代表性的。還有一類來自養(yǎng)生的角度,“轉(zhuǎn)基因食物是反自然的科技”。甚至會跟社會階層的分化結(jié)合起來,“轉(zhuǎn)基因食品是用于喂養(yǎng)窮人的,而富人不會吃轉(zhuǎn)基因食品”。
所以轉(zhuǎn)基因食物在社會中產(chǎn)生的“復雜的話語呈現(xiàn)”是我感興趣的話題: 為什么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食物的謠言如此之多、如此之復雜?我覺得,很大程度跟文化有關(guān) 。
從營養(yǎng)學的角度來看,食物是供給我們營養(yǎng)的東西;但是對于人類學家,食物也是一個文化體系:它承載著我們的情感、記憶、社會交往等等,很多東西。
前兩年,《舌尖上的中國》和《風味人間》的熱播,絕對不會僅僅是因為大家覺得它們呈現(xiàn)了美味——那還不如我們親自去吃一頓。而是說在里面,承載了很多記憶和情感。所以,有人甚至會夸張地說“人如其食”、“告訴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夠說出你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從深層次看, 食物跟“自我認同”有關(guān) 。所以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轉(zhuǎn)基因食物的謠言中,我們會把轉(zhuǎn)基因跟非轉(zhuǎn)基因的差異,跟很多其他的對立關(guān)聯(lián)起來——包括中國跟西方、窮人跟富人、反自然的跟遵循自然的、合理的跟不合理的——形成一種新的、更為復雜的反轉(zhuǎn)基因話語。
轉(zhuǎn)基因食物的謠言的產(chǎn)生,還在于飲食是一種“日常文化”,而科學關(guān)于轉(zhuǎn)基因的種種言說,更多作為一種“書面文化”來呈現(xiàn)。顯然對普通人來講,書面文化沒有日常文化更有影響力。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但問題是,我們不是那么“躬行”的。我們看到的、大部分人接受的,更多的是這樣一些東西——
左邊這張圖,是我在網(wǎng)上搜的一段順口溜,教人們怎么去挑非轉(zhuǎn)基因的食物——其中不一定每句話都直接反轉(zhuǎn)基因,但是教給你的實踐,長期以來讓你形成了一個觀念,就是“我得挑非轉(zhuǎn)基因的食物”。
右邊那張圖,是我在超市門口,隨便拍了一張大米公司推銷大米的廣告,講了一系列大米多么好,有各種各樣的優(yōu)點——包括有生命、會呼吸,下面一個接的就是“非轉(zhuǎn)基因”。像這種修辭聯(lián)系在一起,會告訴你一個觀念,好像非轉(zhuǎn)基因大米就沒有生命、也不會呼吸一樣。
受到此類日常文化的影響,再跟很多其他東西聯(lián)系起來,人們就會形成這樣一種錯誤的觀念。所以我們能理解,日常文化對科學、書面文化的阻滯性作用。
我作為一個傳播學專業(yè)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張把所有的社會影響因素都畫進去的傳播過程圖。所以傳播,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社會過程,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與文化的情境中間,其中有我們“并不時時都是理性的”選擇與加工。傳播和受眾構(gòu)成一個反復互動、并且中間有噪音的循環(huán)。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能理解為什么科學家有時候很著急。他們會覺得,“為什么我們講的是真理,但是你們卻不相信”。
原因就在于,科學研究的過程是非常理性的,它在特定共同體的邊界內(nèi),受到一系列規(guī)范、價值和方法的制約。所以科學研究,可以用竺可楨先生那句話來概括,叫“ 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我只問在真理意義上它是對還是錯,而不考慮對于所有人來講,功利為何。
但是在社會過程中間,我們經(jīng)常會體會到另外一種說法,其實就是挪用了王國維先生評價西方哲學兩個不同的路徑的話語:“ 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 ”——從理性上覺得是對的東西,但感情上覺得是很難親近的;在感情上很容易親近的東西,可能有很多科學證明其實是有問題的。
是非與利害之間,可信與可愛之間,實際上體現(xiàn)了科學研究中“純粹理性”(至少可以說“高度理性”)的過程,與社會傳播過程中復雜的、加入了各種各樣其他因素的傳播過程之間的差異。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謠言很多時候是可以被理解的。我要說, 不一定是謠言帶來了恐懼,而更可能是恐懼產(chǎn)生了謠言;也不一定是謠言帶來了混亂,而可能是混亂產(chǎn)生了謠言 。
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來,其實謠言對于個人來講,有一種“ 精神口香糖 ”的功能:當你在信息非常匱乏的時候,有時候可以替你緩解焦慮;而對于群體來講,很多時候在混亂期,謠言也是溝通信息的一個媒介。
不妨回想一下,像2003年的SARS期間,在缺乏信息的公開和充分供應的時候,就產(chǎn)生了各種各樣關(guān)于SARS的謠言——以至于我們很多人都跑到超市里去搶大米和白醋,還有板藍根。所以,其實可以理解為什么在社會傳播過程中間會產(chǎn)生謠言。
既然如此的話,我們能夠為“減少謠言”做些什么?
首先,當然是辟謠,很多機構(gòu)、媒體都在做這樣的一些工作。但如果提一點不一樣的東西的話,從長遠來看, 與其忙于撲殺謠言或者是懲治造謠傳謠者,我們不如去改善產(chǎn)生謠言的文化土壤 。
第一個, 我們可以去增加高質(zhì)量的科學信息的供應 。有一個比較古老的“真理的自由市場”的一個假說:你只要讓真理參與到意見的自由市場中,在自由而公開的斗爭中,它遲早能夠戰(zhàn)勝那些謬誤的意見而存留下來。
我個人非常認同這句話。但是由于涉及到很長的時間,你可能也沒有辦法去做實證的檢測。但從歷史經(jīng)驗來看,封殺一個自由的思想市場和言論市場,只會造成更大的惡果。所以,如果很難禁止,那么不妨就讓更多的、更好的科學信息去參與市場中間自由而公開的斗爭。
而且很多時候,我們并不是從書面接受真理的——我們需要首先有謬誤,然后用真理來修正,才能夠更好地去接受真理。
第二個, 我們(尤其是科普人)也應該反思與改進科學傳播 。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政治宣傳者們會為了政治而去宣揚科學和科學的偉大成就;商人可能利用科學的權(quán)威和力量去推銷產(chǎn)品。而對于很多科普人來講,他們所介紹的也都局限于科學知識的范疇。
在我看來,科學傳播可能更多的需要幫助人們?nèi)ネ晟扑麄儗茖W方法和科學精神的理解。美國學者伯納姆(John C. Burnham)考察了美國的科學與衛(wèi)生普及的過程,他發(fā)現(xiàn),實際上大多數(shù)人擁有的都是科學成果,而不是科學的方法和原理。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對于大部分現(xiàn)代人,科學是作為一種有力量、而不是科學精神的形象被接受的。
第三個, 還有一個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問題 。
其實這個議題被凸顯出來,是1959年C.P.斯諾(C. P. Snow)在劍橋的一個演講。他當時提到,20世紀是科學急劇地介入到人們生活中的一個世紀。但是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況是:很多人文學者們沒有辦法去理解科學,對科學的成就一無所知;而那些科學家們也不屑于去了解人文。所以他認為這造成了兩種文化之間的割裂。
那么此種現(xiàn)象,在今天是否存在?我個人認為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很多時候可能更嚴重了。今天很多科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遠遠地超過20世紀中葉,我舉幾個例子,比如說基因技術(shù)、人工智能。這些科技成果,實際上已經(jīng)不僅僅是社會影響問題了,還影響到我們關(guān)于人類本性的看法。
所以我的理解是,在今天我們可能更需要人文與科學之間的深刻對話。我在想,如果說沒有科學的世界,是一個蒙昧的世界的話,那么,只有科學的世界,它可能也是一個冰冷的世界。
謝謝大家。
(演講嘉賓汪凱:《 “不信謠、不傳謠”——為什么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
(內(nèi)容整理自“科普中國”、“科學辟謠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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